知青丨陈好梅：我们这几个“背时知青”，比“老三届”那拨差远了

作者简历

陈好梅，1953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搬运工，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1990年~2008年在新加坡生活。

原题

“新老知青”与

“新老土匪”的故事

作者：陈好梅

2008年11月，我刚刚从新加坡搬到成都，托运的二十几个纸箱比我晚到了好多天。可是我还来不及打开收拾，就听从以前在同一生产队插队的同学的召唤，急急忙忙回到了重庆，再跟她一起前往当年插队的酉阳县大溪镇。这些年这同学由于在重庆园林部门工作的原因常去那儿，而我那时已经离开了三十多年，连四川话都不太听得懂了。

之所以这么着急忙慌地跑去怀旧，是因为“我们那儿”正在修水电站。那几天水库准备蓄水，整个大溪镇将要整体向山上搬迁，我们生产队寨子的一部分也将沉入水中。

我们从重庆坐上火车，四个小时就到了酉阳县，然后转乘汽车，当天就到了大溪镇，这是我们当年至少要走整整五天的路程！

要被淹没的大溪镇这些年变得太多了，但是周边基本上还保存着原来的模样——木板房、吊脚楼、梯田、河流……

当年的我们走在山路上，常常会忍不住唱起那首著名的歌来：“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哎罗，各族人民在这里生活哎罗，密密的寨子紧紧相连，那清清的江水绿波荡漾……”

这次回去，满眼看到的仍然是青山绿水村寨，还重走了乌江的“百里画廊”，并游览了县城附近的五A级景区桃花源。不得不说，这儿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01

奔赴“广阔天地”

按照北京上海的算法，我们这届学生应该被叫做69届初中生。但是在重庆却没有这样的提法，因为四川是文革武斗的重灾区，局势一直动荡不已。所以我们这三届文革期间的小学毕业生（相当于北京的69、70、71届初中生）到1969年9月才一起步入了中学，然后在1972年的初春，又一起被“连锅端”到乡下去了，年龄从16岁到19岁之间。

这么一来，跟北京的69届比，我们算是占了些便宜：当他们在北大荒或内蒙兵团战天斗地时，我们还在中学瞎混；等到我们下乡时，年龄比他们下乡时已经大了三岁。在成长的时期，大一岁就大不相同呢！

关于下乡前的准备我没有什么记忆，只记得那时我们没有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几个中学好友常常一起在街上瞎混，到处找电影看。

现在想来，和三年前（1969年）下乡的那六届“老知青”（文革前的老初中和老高中）相比，我们的心态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那时完全不知道前路如何，甚至以为再也不能回家了，所以准备得很充分。到了我们那个时候，虽然仍然不知前路如何，但至少明白了这件事有多种可能——那时候他们这些“老知青”正在一批批地被招工回城，剩下的都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虽然我和二姐（她是“老初一”的）也有幸名列其中，但也没有真正打算在乡下呆一辈子。

所以说我敢向毛主席保证，在我们这几届的“新知青”中，没有一个人胸怀着什么“扎根农村干革命”的豪情壮志和伟大志向。大家只是抱着听天由命的想法，按照“组织”的安排下乡去混日子罢了。所以，如果真有某人喊出这类的口号，那么你就可以借用那个时候的一句话了：这样的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糊涂虫！”

终于混到了出发的日子（1972年3月3日）。那天凌晨四点大家先去学校集合。到了学校，只见操场上停了好几辆大客车，是送我们去朝天门码头的。大家乱哄哄上了车，然后又上了船，坐的是底舱的大通铺。

我没有让我妈送我，也不记得送我们去学校的同学（她办了病残留城证明）是否跟着去了码头，反正船开时没看见什么激动人心的或是悲痛欲绝的告别场面。也许大家都跟我差不多（当然不排除个别有思想的人会有点儿不同的感受和想法），基本上都是秉持着听天由命的态度，没有选择地被炼成了一块砖——那时有一句口号：“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我们的下乡之路走了五天，整个路途的情况在记忆里几乎是空白。只记得不知是在彭水县城还是在龚滩古镇，因为住的旅馆很破旧，有的女生嫌被褥太脏，竟然坐了一夜也不敢躺下睡觉。这一点她们可比我差远了，我那时不管走哪儿都吃得下睡得着。还有就是到了晚上整个旅馆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想要起夜的同学不敢出去，就爬上窗台互相牵着手对外解决，在一惊一乍的小声尖叫和压低声音的嘻嘻哈哈中对窗下的乌江做出了贡献。

第三个记忆中的镜头是在车上了，卡车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颠簸了很久，我们都被晃动得昏昏欲睡。可是总有一些“很流的（特指流氓的‘流’）”男生和“喳分儿”（疯疯癫癫）的女生，他们一直开心地笑闹着，令我们这些“正派的”女生非常不屑。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后来我们习惯地把它叫做“我们那儿”），一些来接我们的知青兄姐们已从不同的公社来到这里恭候。接下来的场面令他们大为惊讶——大家都很高兴似的喊着：“到了到了！”然后一个个兴冲冲地爬下车。

那时我二姐去上海治病了，她同一个生产队的另外三个知青中已经有两个被招工回城。剩下的那个是我姐最好的朋友，她和她们公社的另一个女生一起来接我。她们目睹此情此景觉得很奇怪，说三年前她们到达此地时，大家都失望极了：“啥子吔啥子吔？就是嘞个地方嗦？”这又一次说明老知青下乡时的心态和我们是多么的不同。

我们到的地方是酉阳县大溪区。它位于重庆东南部，地处武陵山区腹地，与湖南湖北贵州接壤。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那儿都称得上是一个上山清水秀的地方。那时我的审美情怀——如果说有点儿情怀的话——或是在北京的皇家园林里逛出来的，或是被俄罗斯小说熏出来的，总之对自然美还算有点儿欣赏能力。可是因为词汇有限，所以只能说一句这儿就像公园一样，或者说一句就像小说里写的似的，就没有别的办法去形容了。

大溪镇被湍急的酉水河和清澈的小溪河夹着，有一条短短的坑坑洼洼的青石板街道，街道两旁除了镇上的几家人住的黑漆漆的木板房以外，还罗列着一些砖房，分别是供销社、收购站、区委、邮局、区医院等等。中心地段是个不大的坝子，立着一个用来开大会的木头台子。

整整一下午，我们都坐在那个木头台子下，边跟我姐的同学聊天边等待分配到生产队。本来我们在班上有个六七个人的小团体，大家打算一起下乡，可是到后来却只剩下了我和其中的另一个同学，再加上她的妹妹玲玲（比我们小两届，那时刚满16岁）。跟我一样，她们家的几个娃儿都是重庆六中的学生，所以下乡的地点就都在一处。她们的哥哥是老初中的，已经被招工回城了，姐姐是老高中的，和几个同学还在乡下。姐姐们距离区上不太远，几年下来也积累了一些人脉。

那天只见她们跑来跑去上上下下地找人，为的是把我们安置在离区上越近越好的生产队（“我们那儿”安置知青，一个生产队最多只能接受四个人，更多的是两三个人，而且绝对没有男女生混搭的情况，即使是兄弟姐妹）。

当然，作为过来人，她们的姐姐很清楚几个知青在一起生活很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所以很想让她的两个妹妹单独一队，那我就得自己一个人去另一个队了。虽然我后来发现，一个人在一个队还是有利有弊的，可是那时不行，觉得还是有几个知青在一起才好。所以最后，我还是跟着她们沾了光，被分配在离区上只有两三里路的大溪大队第三生产队。

当时我们班只有我们俩来到这里，其他的同路人或是不同届或是不同班，所以我一点儿也不记得别人都去了什么地方。只记得街上的知青都跟着来接他们的人走了之后，我们被不远处站着的两个又瘦又矮的小男生惊着了——他们在一脸委屈地抹眼泪呢。站在他们旁边的是一个头上包着白色帕子的当地男人，气不打一处来地看着他们俩，还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在旁边劝说着。原来他们被分到某个比较偏远的生产队，那个队长来区上接人时看到这两个小瘦鸡子似的男娃儿，气得不行，坚决拒绝接受。

过了没几个月，我们在赶场天上街，又一次被惊着了——这两个男娃儿像吹气一样地长高长胖了，除了空洞和涣散的眼神依旧——那时候没有手机，一个人有没有文化，看不看书，通过眼神就能看出来——再也看不出前不久哭天抹泪的小儿行状了。

02

老知青的遗产

我们被分到大溪三队以后，是跟着谁去的已经不记得了，但还记得我们住处那气派的阵容——在一小块平坦的坝子上，赫然立着四间木房！

其中两间是寝室，一人多高的木板墙上开着前后窗，离地大半尺铺着木地板，走起来忽悠忽悠的很有弹性。但是奇怪的是没有天花板（后来发现，有的讲究一点儿的农民家也会用木板做天花板，但是更多的是用编织稀疏的竹排代替），墙又没有打到头儿，所以你躺在床上，目光就可以越过木板墙看到外面的天空了（你设想一下睡在一个有围墙的亭子里就对了）。

两个寝室里面分别有两张木床和两个书桌（不要惊讶，真的是书桌哦）。床是那种凹进去的，可以把稻草铺在里面当褥子；书桌挺大，还带有两个抽屉。

另外两间很简陋。出于“节约闹革命”的考虑，它们的正面仍然是木板墙，其余几面则只用立起来的竹排围了一下，更没有铺设木地板和天花板，所以看起来就更像是有顶的棚子了。

那两间一间是厨房，里面是灶台（比一般农民家在地上挖火塘烧三脚架要高级些）、一个大米柜（有一张单人床那么大，像书桌那么高，里面分为两格，上面开盖）、一个碗柜，还有吃饭用的方桌和长凳。

另一间什么都没有，后来除了被我们用来晾衣服以外，还在唯一的那面木板墙上贴了一幅大大的中国地图。我们有时会站在它面前仔细琢磨自己所在的地理位置，同时做做旅游梦：设想一下冬天回家时是否可以走其它路线，比如绕道一下湖南湖北贵州什么的。顺便说一句，那时我们每年只能回一次家，往返至少九天，单程路费加上住宿费饭费至少得十五块钱左右。虽然比建设兵团的知青自由，可是比那些在各个城市近郊的知青还是苦多了。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情景更加壮观，感觉就像是进了童话故事中七个小矮人的房间。只是这里的一切都是四个，因为前不久住在这儿的是四个“老知青”，都是老高中生。所有的生活用具都整齐地排列在我们的眼前：四个木盆四个木桶、四张小板凳四张中板凳、四把锄头四把薅锄四把镰刀四盏煤油灯……

现在想来“我们那儿”的知青工作确实抓得不错，这些东西就是明证。那时每个知青下乡都会有一笔安家费，按规定这笔钱是不允许挪作他用的；但是如果不是上面三令五申并经常派人检查，下面的人也不会做得这样细致。有人说文革时期是无序中的有序，有序中的无序，我想他所说的就是这样的状况。

当然这些东西也可能是刚刚拾掇好的样子货，因为过了不久它们就面目全非了：木桶木盆各剩了一到两个，其余的或是散了架成了一堆木片（据说要天天用水泡着才不会干裂）或是莫名其妙地消失；锄头等工具倒是基本上一人保持着一把半把的，多余的也都不翼而飞；米柜被老鼠打了两个洞不能再用成了摆设，仅有的一点儿米只能放进一个小小的米桶里……

不过我们一点儿也不在意，照样若无其事地把日子混下去。在玲玲的努力下我们买了一些替代的家当，比如一个搪瓷脸盆啦几个大碗啦，由她去纠缠队长拿出安家费报账。我相信我们的安家费最后还剩了不少，不过没人管这件事，后来估计都被生产队拿去补窟窿了。

这些做派被农民看在眼里，不可避免地令他们无限怀念以前那几个老知青。比起她们的乖巧懂事来，我们真的是差远了。现在想来老乡们怀念的是已经下乡三年的且比我们大了五六岁的老高中生，而我们那时不过十几岁，又是刚刚下去，在为人处世方面当然不如她们啦！

比如我们到队的第一个晚上被叫去开会，让我们在会上发言。我和同学互相推诿一番以后，因为什么也想不出来，只好简要地表态：“我们也没得啥子好说的，以后一定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是了！”这话不是挺好的吗？可是却被挑眼儿说：“也不好生发个言，还说没得啥子好说的！”

再比如我们在田间地头休息时，只想着抓紧时间打盹儿，那些妹仔大嫂和伯娘们却总是争分夺秒地拿出活计来“搓麻”——不是打麻将，是搓麻绳，以备纳鞋底子用。我和同学属于同一类人，对一切有技术含量的事情都不感兴趣；她的妹妹那时刚刚十六岁，正在长身体，好像也只对吃的事情有兴趣，所以我们都对此视而不见。结果也被拿来做对比：“以前那几个知青不管么子都抢到抢到地学……”

还有那时我们都不爱串门，也跟那几个老知青形成反差（我们那儿天冷，大家喜欢挤在某人家的火塘旁边“向火”，同时笑骂调侃和东拉西扯，也算是一种娱乐活动吧），我也不知道她们怎么会有时间串门，反正我们收工以后还得忙着做饭，光是点火就要点半天，等吃上饭天都黑尽了，谁还有心思摸着黑到处乱走呢？可以说那时我们最羡慕兵团的知青了，除了有工资以外，还不用自己做饭。这一点有一次某个老乡说了公道话，他说他们家人晚上都要睡觉了，还听见知青屋里的锅碗响，“硬是造孽啊！”

更有甚者，有一天一个老乡跑来对我们说，他哪里哪里不舒服，让我们给他“扎上一针！”原来人家老知青还会针灸呢！

总之，我们除了特别能“败家”以外，还处处不如前任，处处让老乡们对我们不满意——当然只是零零碎碎的不满，并没有形成极大的民愤。所以不要紧，我们都不是很在乎——不是说时间可以医治一切，或者说日久见人心吗，很快他们就忘了那些老知青的光辉业绩，转而接受我们这几个“背时知青”啦！

那时大部分老知青还在陆陆续续地回城中。一些老高中的被招去当老师（比如同学的姐姐们），老初中的则进了各个工厂企业，估计那时候经过五年多的动乱以后到处都缺人。

于是我们得以继承了一些遗产。

有一些属于精神食粮。

这部分少得可怜，在我记忆中只有一本手抄的歌本，里面都是文革前流行的苏联歌曲，比如《列宁山》《三套车》《喀秋莎》《小路》等等。记得同学的姐姐们还没走时，大家一起唱过，我就是在那时候学会了很多苏联歌曲的。

说到这儿想起来，我二姐那时也有一个精巧的歌本，是我爸以前出国访问带回来的活页簿，里面除了手抄的歌曲外还被她精心地配上了插图，比如关于水兵的歌就画上一个小小的水手……这个歌本曾经被多人觊觎，听说有好几个男生都想方设法地想要偷到手，最后也不知所终了。

还有一些硕果仅存的手抄诗集，这类物件一般都会被老知青敝帚自珍地带走，所以所剩无几——要不怎么说老知青比我们有文化呢，我们六九届在新知青里已经是最有文化的了，至少扎扎实实地读完了小学；下面两届的人没读多少书，有的跟文盲没啥差别，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些劳什子。

相比之下，物质上的遗产要多些。比如我姐的同学来区上接我时，就把我姐的一部分衣物打成铺盖卷给我带过来了。

同学和她妹妹玲玲则继承了她们兄姐的一大堆旧鞋子，虽然有的鞋底子只剩下薄薄的一片，有的鞋帮都已开裂。她们在床下搭了一块长木板，把这些旧鞋子排成长长的一排，看起来蔚为大观。好几个大嫂都慕名而来，然后弯下腰细细地参观，同时发出“了了”的惊叹（读liao，四声）。

后来有一天，玲玲把所有这些鞋子放进竹背篼，背到河边去刷洗。洗着洗着不耐烦了，便挑了几双好一点儿的回来，剩下的都扔在了河滩上。结果旧鞋们很快就被放牛的妹仔们捡走了，她们还到处传递消息说：“背时知青丢了好多鞋子哟！”第二天，有一个大嫂很懊丧自己没有及时得到相关消息，来跟玲玲预约说：“你好久又去河边丢鞋子？下次先跟我闹噪一声哟！”

最宝贵的一笔遗产是一个比我们大一届的老知青留给我们的。

当时老知青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她们生产队只剩下她一个人，一寂寞就来找我们耍。有时候区上要放电影，她听到消息后会提前来帮我们做饭，等我们收了工就可以立刻吃过饭一起去看电影。后来她终于也被招工了，临走前告诉我们，她还有两根木头放在房里，让我们拿回去当柴烧。

说到柴火问题，那是比粮食短缺的问题更让我们糟心的事。后者以后再说，先说打柴这件事吧。

早就听老知青说打柴是一桩苦不堪言和得不偿失的事情（住在山上的老知青都如此感觉，何况我们住在山脚下的新知青呢）。首先你要去打柴就不能出工做活路，混不到工分不说，搭上大半天工夫还弄不到多少；其次这件事非常之毁衣服，因为你爬上山以后，要在林子里钻来钻去，再把找到的干树枝砍下来捆成一捆背下山。不管什么衣服，经历此番折磨以后也就不像样了。

记忆中我们只去打过几次柴，第一次是跟寨子里的妹仔一起去的。我们好不容易弄到一些树枝并捆成小小的一捆，背上它踉踉跄跄东倒西歪地走上一会儿，柴捆就一定会散开，需要重新打捆……最后误了一天的工打回来的柴还不够烧两天的。更加严重的是，后来还被人指出我们所砍的树根本就不是枯树（按说这属于破坏山林的行为）！

都说能用钱解决的就不是问题，所以后来我们用钱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刚开始并不敢这样明目张胆地腐化堕落，只能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用从重庆买的扑克牌换柴烧。那时常常有寨子里的年轻人托我们买扑克牌（记得好像是四毛钱一副），我们在老知青的提示下建议：你用一担柴来换要得不嘛？过了一阵子有的农民算过账来了，干脆按这个价格卖给我们（一担柴可以烧很长时间）。虽然后来有个公社干部不指名地表示震惊道：“有的知青竟然像国家干部一样买柴烧！”但我们都假装没听见。

知道了这些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说那个老知青留给我们的遗产那么宝贵了——那时我们正在焦头烂额中，还没有被启蒙买柴烧呢。后来我们请队里一个年轻的后生家帮我们把这两根木头劈开，堆在那里好大一堆，看起来真是痛快极了，很是抵挡了一阵呢。

但是那次在继承遗产时遇到了一些麻烦。

那天我们找了两个同龄的后生家去帮我们扛木头。过了小溪河走了一段山路以后，来到了那个老知青所在的杉树大队某队。那时那个女生已经走了，我们是怎样进去她的房子的呢，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两个后生家扛着木头走在前面，我和同学跟在后面压阵。走出不远，就看见一个伯娘（四五十岁的女人统称为伯娘）追了过来，大呼小叫地说那是她们生产队的木头！

接下来的情景记不清了，反正那两个后生家愣在那里不敢走了，我们据理力争却不见效。这时又出现了一个人，他听了我们的陈词，就去劝那个伯娘。其中有一句话说服了她：“天下农民是一家嘛！”我们这才得以脱身。更妙的是，后来又有个女人追出来时，她还转用这句话去劝别人呢——我们几个在择路逃走时转头看见，那个女人气得坐在地上叫嚷，那个伯娘在旁边一直重复说：“算了算了，天下农民是一家的嘛！”

不过，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继承过粮食。那可是比柴草更加宝贵的东西，而且是可以将之卖回给粮站换成粮票带回家的，所以我们也就无从“捡耙货”（占便宜）了！

03

关于新老土匪的传说

前面提到我们大溪镇位于酉水河与小溪河的交界处。

小溪河很浅很清澈，可以踩着石头过去。那边是区上唯一的一所完小，我从来没有去过。可是我知道，我们生产队的年轻人都在那儿上过几年学。在他们的回忆中，学校生活也是很温馨的，有一次我们队长说，过儿童节的时候，老师让他们把眼睛闭上，然后给他们每个人都发了一颗水果糖！（多年后我们回去时，那些当年的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回忆起来也是：“知青给我们吃过糖！”）

酉水河则是一条真正的河流了，如果你要去湖南湖北赶场，或是去河对岸走亲戚，就得在镇上的水码头靠摆渡过河——只要你隔着河一喊，艄公就会划着他的木船过来。我每次去沙滩公社找我二姐，都要先穿过大溪镇的前街和后街，在那儿叫摆渡，然后再爬上高坡，在风景如画的山间石板路上走上两个小时。

有一次下了一场大雨，平时还算平静的酉水河涨水以后变得十分湍急，摆渡就停了。有几个男知青想要过河来区上搭班车去县城，在河边叫摆渡不得，一个胆子大的就决定游过来。他仗着水性好，还把一包挺重的黄豆还是什么东西绑在腰上，结果一下水就被急流冲往下游。岸上的几个同学顺着河边跑，叫他赶紧丢掉那包东西，不知是没法解开还是舍不得，他始终没有照做，结果就这样被冲走了。

酉水河和四川的很多河流一样，两岸都是高山耸立，除了很少的河滩外，其它大部分地方的山壁几乎都垂直地插进河床里，所以他的同学们只跑了很短的一段路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消息传到区上后，分管知青的干部带着几个老乡走了好几十里地，最后才在邻近的秀山县的一个河滩找到了这个男生的尸体。因为天色已晚，他们把他打捞上来以后停放在高处，打算第二天白天再想办法，看是就地掩埋还是抬回去。没想到当晚再次发大水，把尸体冲走了，结果就再也找不到了。

后来听说，这个男生是听到了一个消息，说他的情况本来是不必下乡插队的（其实那时候没有这方面的相关政策，所有的人除了有病残证明的都必须下乡），所以急着去县城确定此事，没想到却因此丧了命。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下乡，是我姐的同学来家里玩儿时说的。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况是多么危急，这件事对他的家庭来说又是多么悲惨。可是那时的年轻人不知是因为文革期间看过和听过太多死人的事情还是怎么的，大家对此好像都没有什么感触，有人甚至还开了几句玩笑，之后很快就转到其他话题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酉水河是常常发大水的，我姐她们有一次要过河来区上参加批斗会，就因为涨大水过不了河而白白走了十几里路，最后还是错过了——那个批斗会是针对几个无法无天的知青的，所以全区的知青都被通知前来参加。

这就要说到那些老知青中的害群之马了。

我在前面说过，文革前的这六届中学生之所以被称为“老”知青，是因为他们下乡的时间是在1969年春天，比我们早三年。作为直接参与过文革初期大混乱的中学生，他们的经历跟我们这些小学生可是大不一样的。

那时重庆的大规模武斗才停止了不到一年，除了大街小巷满目疮痍之外，人们内心的狂热也没有消失殆尽。听说第一批知青下乡时，船刚刚开动不久，就有人爬到船头挂起“派旗”，被护送他们下乡的军宣队战士抓下来以后，他们还慷慨激昂地演说不已呢。

后来，有些我们重庆六中武斗队的成员还把他们的军犬带了下去。听说当他们威风凛凛地牵着军犬降临之时，当地的土狗们都吓坏了。不过再过了一段日子，我们那儿就出现了一些混种狗。最奇怪的是，凡是知青养的狗都特别会分辨谁是知青，比我们自己还准确——不管你走到哪里，只要是知青，那么即使穿得再破它们也不叫；反之，如果是当地的老乡，你穿得再好也不行，它们还是会对你狂吠不止。

所以可以想见，这些人下乡以后一时半会儿的，才不会收敛起来乖乖接受再教育呢。本来文革就破坏了许多规矩，现在又到了基本无人管教的地方，他们当然会依然故我，甚至变本加厉——连几个女知青（参加过武斗队）都敢偷偷地把老乡的狗用门挤死然后煮来吃。

听说1970年夏天，我们酉阳县附近的彭水县就曾发生过大规模的知青械斗事件，所以各方面都如临大敌。结果就带来了我和一个中学同学在彭水县城与一个帅警察的奇遇——那年我们结伴去乡下探望兄姐，在彭水下船住宿，因为只有学生证没有证明信，不但无法入住旅馆，还进了警察局接受盘问。（后来还是帅警察给我们开了条子，我们才住进旅店；第二天凌晨，也是他在码头上值守时放我们上船的。）

除了打架斗殴，偷东西更是知青的专利。正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认为“偷书不算偷”那样，知青们也不认为偷点儿东西有什么大碍，有的人完全是为艺术而艺术，为偷而偷。比如有个女生背着背篼去赶场，坐在某处“歇气”的那一会儿工夫，就能把一个自己并不需要的“鼎罐”（圆形的高腰铁锅）放进背篼里背走；当然更多的是按需偷窃——有几个男生常常去镇上的卫生站摆龙门阵，跟那儿的医生混得很熟。有一次那里新进了不少药，一个老高一的男生就趁机偷偷拿了好几盒，留着自用的同时还送给其他队的知青，并告诉他们：“我都是按着整盒整盒拿的！”

那次卫生站损失惨重，丢失了近两百块钱的药品。刚开始人家没想到有“知识”的“青年”竟然也会偷东西，还跟这个男生一起研究案情，分析探讨这些药品到底是怎么不翼而飞的，大有与贼为友与虎谋皮与狼共舞的荒诞色彩。后来人家就很小心了，进了药会立刻收好，不给他们以可乘之机。

还有干脆明抢的。听说有几个男生想要招待客人，就公开去地富分子家里抓鸡来杀；那几个批斗会上被批斗的知青甚至开过“百鸡宴”，把周围老乡家的鸡都抓光了。

难怪当地的老乡们都怨声载道，在他们心目中，这些胡作非为的知青简直就跟土匪无异。比如说吧，为了贴补粮食的不足，农民家的南瓜都是要长大变黄以后才摘了存放起来慢慢享用的，我姐公社的几个知青却随时把人家地头的“崽崽南瓜”摘回去炒着吃。那家的老乡气得直说：“这哪里是毛主席给我们派来的知青，根本就是毛主席给我们派来的土匪！”

不过一些知青也有怨言。有个知青发现，他们队里几乎没有几个“出身好”的贫下中农，除了地富分子、中农自耕农等等，仅有的几家穷人几乎都有人当过土匪！（我隐约听说我们的大队书记也当过土匪呢，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气愤地抱怨道：“说啥子让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干脆就是把我们下放到土匪窝里了！”

说到这儿又得说说我们那儿的土匪了。

我们那儿穷山恶水的，以前确实是土匪盛行，听说从清末就开始了，有的是农民起义军的后代。不过发展到后来，他们绝不是你想象中的一群土头土脑的乌合之众，而是很成气候的大规模的部队。据我姐队上的农民说，土匪当时还有军官学校和军歌呢！我对此表示无法置信，可是我姐说，他们真的唱过土匪的军歌给她们听！那些老乡们还说，当年土匪征用民伕把大烟种在背篼里，让民伕背着背篼跟他们转战各地，以便随时享受抽大烟的乐趣；说那些土匪有时被收编，就穿上了美式军装，腰里别着驳壳枪，有时不乐意被管了，又脱离正规军重新为匪…….

关于解放初期的剿匪也有很多传说。说以前的土匪还有点儿规矩，后来越来越糟；说历届政权都剿匪，土匪却越剿越多；说建国后只用一年多就剿清了土匪，枪毙了好多，遣散的也很多；说当过三年以上土匪的就叫做惯匪，所以很多人最多承认自己只当过两年十个月的土匪；说剿匪时有个土匪头子，腿断了还背着他爹跑了一百多里，剿匪队追上以后大呼见鬼；甚至说后来有的土匪成员被收编以后弄到朝鲜打仗，没有死的还有立功回乡的呢，可是老乡们还是把他视为土匪…….

就这样，老乡们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些，说得不清不楚云山雾罩，我们也糊里糊涂地听了一些，听得乱七八糟如坠云里雾中——如果你真的对此有兴趣，可以去查查湘西和川东剿匪，也许会得到比较完整的印象。

老土匪退出历史舞台后不到二十年，“新土匪”又来了。

新土匪给当地人造成的恐慌很大。我们队上的妹仔告诉我们，那时她们走在路上遇到知青，都吓得赶紧站在一边让路，心里“骇得打抖抖”；现在的大溪镇镇长当年只有四五岁，他对最近回乡探望的知青说，他还记得，小时候一听说有知青过路，家里就不敢让他们这些细伢出门，说是土匪来了。还说那时老乡哄孩子的话都是：“莫哭了，当心知青来了哦！”

不过我们下去的时候，这些似乎也已经变成传说了。

那么这种情况是怎么得到扭转的呢？有人回忆说，当时好像传达下来了一个什么“七二三”布告，要求停止武斗，当地便开始用来整治知青，有的大队不仅把偷鸡摸狗的知青逮到大会上批判，还把所有的知青集中起来办学习班。

前面说到因为河流涨水，我姐她们没参加成的那个批斗会，就是区上唯一一次以犯法知青为对象的批斗会，被批斗的主角是外号为“小邓拓”的老初中生，他犯的是命案。

“小邓拓”的家长是重庆党校的干部。文革中重庆分为两大阵营，他是“反到底”派的成员。在此之前我只知道重庆六中“8·15”派的武斗队在重庆声名显赫，却不知道其对立面“反到底”的战斗力如何，从“小邓拓”的表现来看，应该也绝不输于前者。也是，大家都是在文革的“大风大浪”中历练过的，谁能比谁差多少呢？

到了后来，关于“小邓拓”的案子在我们那儿也传得沸沸扬扬，有各种版本。其基本事实是，在某个赶场日，他们几个老初中的男知青（当时应该是十七八岁左右）和一个青年农民不知为何发生了口角，后来就动起手来，把那个农民打死了。

有一种传说，说“小邓拓”一向心狠手辣，是用小刀一刀一刀慢慢把人割死的。这一点我无法相信，因为那毕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且我也听到过两个曾经在现场的人说过当时的情况。

我们队有个后生家告诉我们说，那天他也去赶场了，当时街上有不少人，看到那些人打起来了，一时竟无人敢管，连当时在场的县里管知青的干部都没有站出来（可见那场面有多疯狂多混乱）；另有一个当天跟“小邓拓”一起去赶场的男生后来跟我姐说，他那时正坐在区委楼上跟熟人摆龙门阵，有人让他赶紧去看看，说外面打得很凶。他出去一看，那个年轻农民已经“不行了”，就赶紧吩咐道：“还不赶快送卫生站！”

其他情况不详，只知道“小邓拓”一伙人并未在当场被抓，而是走上了逃亡之路。

不管是历朝历代，死人都不是小事（除了文革的武斗时期），县里立刻立案追逃凶犯，没过多久就把这几个男生捉拿归案了。其中有四个人的被捕过程很有戏剧性——他们逃走后到处流浪，有一天走在公路上，看到一辆吉普车远远地驶来，便招手示意搭车。车停了下来，他们上去以后才发现，这辆车上坐着的正是追捕他们的警察——还真应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老话！

这几个人中除了“小邓拓”被判死刑外，有判了几年在秀山县服刑的，也有很快就被释放的。其中有个人后来被酉阳县师范学校招生，最后回到重庆教中学（估计他当时没怎么动手），听说他从来不提此案，谁提就跟谁急。不知在他心里，这是一个怎样无法忘却的伤疤？

“小邓拓”的案子之后，知青中的土匪行径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到我们下去的时候，除了顺手牵羊偷鸡摸狗的现象仍然存在，大规模的打架斗殴已经不复出现，而且因为厂矿企业开始招工，很多知青也明白了“挣表现”有多么重要。于是，我们后来听到的关于“新土匪”的故事也就更像是一种传说了。

陈好梅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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